死者是被反杀还是自杀？重建现场后，他给出了不同观点……

老李叫李建军，今年52岁，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教导员。

和部分法医是从临床医学转行不同，李建军大学学的就是法医，和大多数同班同学后来陆续改行也不同，李建军毕业后在法医领域整整干了29年。

近30年的法医职业生涯，李建军勘验过的案发现场不计其数。在现场、在解剖室，他能找到“会说话”的证据。

法医这职业，普通人一听都会退避三分。

跟随法医李建军这几天，切实体会到了从事法医工作，不仅需要粗壮的神经和非一般的勇气，更需要认真仔细、公正客观的态度，及逻辑缜密的思维。同时，也看到了一名老法医埋头技术的坚韧和细腻。

每一个命案，都要到现场勘验

“哪个小区？大概什么情况？”3月19日12时，李建军接到了一个转警电话。他静静听完同事描述，语速飞快地说，“好，我马上到。”

上一秒，他还是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医办公室里慢条斯理接受采访的李教导员，下一秒，他已经是拽起椅子背上的冲锋衣，小跑着招呼同事往现场赶的法医老李。

李建军中等身材，眉毛乌黑，说话前先眯着眼笑，1993年从同济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他在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了29年。在法医团队，李建军因为年龄偏长，大家私下里悄悄喊他老李。

李建军接到的电话内容是，3月19日上午，石家庄某小区有人报警发现一具尸体。是他杀还是自杀，死者因何而死，都有待李建军解开谜团。

“每一个命案现场，我都要到现场勘验。”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李建军说，案发现场勘验，不分时间地点，半夜被从睡梦中叫醒赶往现场，是经常的事儿，他还因为晚上太黑把车开到沟里过。“在现场，法医会收集到更多能和尸检呼应的信息，法医工作是个综合工作，不是仅仅靠做解剖就能完成的。”

李建军记得，刚从事法医工作时，老法医不允许他们戴口罩，因为案发现场的气味也可能存在重要信息。

20多分钟后，车子抵达目的地。阴冷的下午，小区居民围在出事的单元口，民警穿着鞋套进进出出，李建军和先期赶到的分局同事先了解了下大致情况，穿上鞋套神色凝重地进入了一楼现场。

2个多小时后，李建军走出案发单元口并摘掉鞋套，“大概率是自杀。”他把鞋套放进垃圾桶，补充说，“推断死亡约一周左右。”

看着记者疑问的表情，李建军秒懂，“觉得我应该给出一个几点到几点更精准的时间，是吧？那是电视看多了。”

“从理论上讲，法医能根据尸体的腐败菌和外来菌造成的腐败程度来判断死亡时间。但实际工作中，还要结合不同的人体特点和不同的环境特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建军说，死亡时间越长，越不利于法医精准判断死亡时间，“法医通过现场重建，解决什么时间死亡，用什么工具，是否第一现场等问题。给刑侦人员提供相对缩小范围的工作方向，便于更快侦破案件。”

李建军说，这也是他每一起有亡人案件的现场都要到场的原因。

那死亡时间是如何推断出的呢？

李建军说，进入现场后，他发现桌上的外卖是3月11日晚，死者的最后一次购物记录是次日凌晨，门口便利店也拍到了死者购物的影像，结合尸体的腐败程度，以及进入案发现场前先了解的死者个人信息，他给出了死者死亡约一周的推断。

3月21日下午，李建军和同事对死者进行了尸表检查，印证了他的另一个推断——死者死于自杀。

自杀或他杀的结论，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死者家属的心结。

2020年1月，石家庄某地发生一起三人死亡案件，死者为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和一名儿童。三名死者都靠近入户门，两个大人头部相对，靠近女子的位置有一把刀。

“根据现场排除外人进入作案，也排除孩子作案，那到底是女死者杀死男死者还是反过来？”李建军说，这关系到后续的民事赔偿以及家属情感上的慰藉。

李建军反复观察现场，女性死者身中多刀，和儿童身上的伤痕类似，但男性死者身上只有一处伤口，位于心脏。

现场没有争议的是，男死者杀死了儿童和女死者，但男死者是被女死者反杀还是自杀，大家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凶器靠近女性，怀疑是女死者受伤后反杀男方。

李建军勘查后，给出了不同的观点，“男死者的牛仔裤臀部有半个血脚印，这个印迹只有一种可能形成，那就是跪姿，臀部坐在了脚上。而跪姿一般是自杀的姿势。”

同时，李建军进行了现场重建，男死者用刀刺中心脏后，向后仰面躺倒并抛刀，刀确实可以落到女死者附近。

法医推断出的结论不仅要客观公正，还要接受各种证据的考验。

那么这一推断成立吗？

勘查完现场，李建军迅速对三名死者进行了尸体检验，最终认定了男死者杀害两名被害人后跪地自杀。外围调查也显示，男女死者之间存在的债务和情感纠纷可能是男死者作案诱因。

法医也是普通人

“味道是不是有点大？”嘭一下关上车门，李建军问。

的确，随着他带上车的那股冷空气，还有一股直钻脑壳的奇怪异味，戴着口罩的记者忍不住皱皱眉。

“尸体出现了高腐，在现场待得有点久就……”李建军拽拽衣服领子有点不好意思，“要不你开一下窗？”

这是3月19日记者跟随李建军出现场即将返回时的一幕。

尸臭是普通人一生中很难闻到的气味，强烈的臭味会留在人的皮肤、头发、衣服上，经久难散，法医却几乎习以为常。

“其实法医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李建军说。

1993年3月，李建军被分到北京市公安局尸检中心实习，第一天去报道，老法医就带他解剖一具被焚烧过的尸体，“大学学的都是理论，顶多在实验室解剖大体老师，实习期才会上手一些案件中的尸体。”李建军回忆，看到受害人浑身焦黑，他内心感受到一股巨大冲击。

每一位法医都在一起起案件中积累经验，也在一个个现场中锤炼胆量。

很多年前，石家庄某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两名受害人被发现时，已经死去多时，正值夏季，屋内臭气熏天。

“打开门时两室一厅的房间，从床上到地上，密密麻麻一片蛆。我必须穿过去，走到卧室才能勘验尸体。脚踩到蛆虫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说头发都立起来，一点不夸张。那个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李建军说，法医这项工作，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和味觉冲击，还有听觉和触觉。

“这些蛆虫，也在法医的研究范围。苍蝇产下的卵，每天生长0.1厘米，7—10天成熟后，变成蛹，再经过一周左右羽化成蝇。结合尸体的腐败程度和蛆虫的形态，我们能分析推断案发时间。”

近30年间，李建军出过的现场，他自己都数不过来。“有的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说起来，法医这个职业见多了类似场景心理应该很强大，但在很多现场，我也需要调整状态，在那种目不忍视的环境里去寻找对案件侦破有利的各种证据。”李建军说。

3月21日11时，石家庄尸体检验中心2号解剖室，一名受害者的尸体往解剖台搬运过程中，滑蹭了一下。一向温和的李建军忍不住发火，“就不能小心点？”

事后他检讨自己：“抱歉，没控制住。我最害怕面对的就是解剖儿童尸体。”

是的，这天解剖的是一名被害儿童。

解剖前，李建军用毛巾仔细把孩子的脸擦净，用剃刀一寸寸将孩子的头发剃掉，没刮破一块皮。他在孩子头顶发现了一条3厘米长的伤痕，也要把解剖室门口的接警民警喊过来，询问案发过程中是否有戒指等利器刮伤。

“尽管我面对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但他们都曾是家属心爱的家人。法医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神经跟大腿一样粗。我们的情感也会很细腻。我会想，对孩子下手，这得是多残忍的人。小孩子还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但工作要求我们，在解剖时不能掺杂个人情绪。”李建军说，客观公正，是法医工作的底线。

他把科技和新理念引入法医工作

3月21日10时，一进入石家庄尸体检验中心，李建军就拉着记者参观他的秘密武器——全省首个虚拟解剖尸体检验中心。

虚拟解剖室，其实就相当于医院的CT室和X光室。只不过应用对象，从患者变成了死者。

“虚拟解剖可以对部分死者家属不同意解剖的尸体或者解剖也很难断定的尸体进行无损勘验，就拿今天这起案件来说，我们就能通过CT观察到死者生前是否存在一些肉眼难以看到的伤情。”李建军说。

正说着，李建军的同事胡晓飞小心地将一名受害人抱进虚拟解剖室，李建军注视着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的CT扫描层信息，眉头紧锁。

虚拟解剖尸体检验中心从2017年投入使用，截至记者采访时，已经完成了400多例尸检。

虚拟解剖，比想象中发挥的作用要大。

2018年，石家庄发生一起涉爆杀人案件，一名受害人上车时，被嫌疑人安放在座位下的爆炸装置炸伤，受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遗憾的是，警方到达时，案发现场已经被清理，案件一时难以定性。

“被害人尸体运到尸检中心后，我们对他进行全身CT扫描，发现死者臀部、腹部存在大量金属抛射物影像，我们在CT指引下将这些残留物全部取出，拼凑还原了爆炸装置实体。”李建军回忆，最终，刑侦民警通过尸检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侦破此案。

被喊作老李的李建军一点都不“老”，他在法医领域琢磨事儿的劲头儿，比年轻人还大。

3月21日解剖过程中，李建军的同事拿来一个长管状的设备，另一头连着一个iPad。李建军将设备的一头探入部分脏器，就能在iPad上看清脏器中是否充血等情况。

“这种内窥镜是工业所用，我们引入到法医检验中。”李建军解释，这种设备可以进行无损检验，方便更快地查找伤情或致死原因，“干法医，得与时俱进，现在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不一定是专用于法医这个小众领域的，但是都可以拿过来用啊。”

这只是近些年李建军从其他行业引入法医领域的装备之一，他还发明了便携式尸体信息采集床，这灵感来源于医院。

以前，为无名尸拍照，只能从上往下俯拍，但人脸受重力影响，肌肉和五官会有位移，就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李建军专门计算过，躺姿和坐姿拍照，人像误差率高达10%。“这张床和医院手摇可以坐起来的病床一样，无名尸可以呈坐姿并被固定，这样就能采集到坐姿的图像，大大提高辨别准确率。”李建军说。

“过去，制作病理切片，脱水、染色全是手工，现在自动脱水、染色、封片，质量好，效率高。法医工作不一定非得是苦哈哈的，要主动和新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李建军目光灼灼，确实，在实际工作中，他不但把各种科技引入，还不断总结、复盘。

“不断复盘，你可以印证当时从现场和尸体上检验出来的痕迹物证是否存在纰漏，下次就能完善法医技术水平，什么都在进步，我们也不能停滞。”李建军说。

多年前，石家庄某地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李建军勘验现场时发现，死者的颈部有一处仅1厘米长的伤痕，“我认为那是一处刀伤，但不是致命伤，推断嫌疑人在威逼受害人时，意外留下的。”李建军认为，这对评估和刻画嫌疑人有一定帮助。

但当时参与勘验的其他法医都认为这是死者被绳子勒伤又被投入井中浸泡导致。李建军对这个细节耿耿于怀。

几年后案件告破，嫌疑人被抓，他专门找到办案单位去复盘这一细节，“嫌疑人说，他确实随身带了一把小刀，逼在受害人颈部。”

有的案件在抓获嫌疑人后可以复盘，但有的案件，死无对证，法医的判断决定着案件的是非黑白、公平正义，就需要更客观公正的分析判断，“责任大于天。我落在纸上的鉴定结论，关系着一个人的死因和清白，说法医这个职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也不为过，这也是法医要不断提高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因。”李建军认为。

李建军在法医工作中不断引入的这些理念，深深影响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法医团队。

胡晓飞向记者“抱怨”，老李最近又在催他写论文。这是李建军锻炼法医队伍上台阶的办法之一，他带领下的法医团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参与专业论著编写一部，除了理论，团队中4人入选公安部青年技术人才库，3人入选河北省刑侦专家库，“有案件就需要法医，我总有退休的一天，但这支队伍要一代强过一代。”李建军又眯起眼睛笑了。

体验法医职业

第一次采访李建军，是2016年。

当时，电视剧《法医秦明》正火，我做了一期法医报道，采访了多位法医，李建军是其中一位。

那次采访中，我赶上了李建军要勘验一起杀人埋尸案现场。他带着同事在零下10摄氏度的户外，从冻得结结实实的土里，刨挖了两天多，挖出两具被害10年之久的尸体。那天，我的手机两次被冻关机，可使劲挥舞着铁锨、端着筛子筛骨头的李建军额头上冒着汗。

临结束时，天黑透了，现场2米多深的土坑里，很多民警打着多支手电才清理完。李建军喘着粗气把两具受害人的尸骨打包背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从泥地里走出来，大片的雪花从天而降，落在他藏蓝色的警服上。

今年3月21日，记者跟随李建军在尸检中心度过了一天。解剖室阴冷，我冻得拿不住笔。看我缩着肩，李建军说，这条件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以前在户外，搭个棚子就开工，冬天更冷，夏天更热。

这些普通人在正常生活中都不会接触的，却是李建军和同事们年复一年都在重复的。

2016年，在勘查案发现场时，李建军对土坑里哪怕一块土坷垃都要捏碎了仔细辨别，小心收进物证袋。

今年3月19日，李建军勘验高腐尸体两个多小时，身上臭气熏天。为了抵御他身上这股浓烈的尸臭味，我悄悄把车窗降下一条缝隙，把口罩鼻梁处悄悄捏紧了些。

记者这个职业，见过很多突发现场，但即使如此，这两次采访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李建军所说的法医面对的是从嗅觉到视觉到触觉的一场多重冲击。

3月19日采访结束后，回家我用84消毒液处理了当天穿的衣服，洗了很长时间的澡。3月21日跟随李建军完成了一天的解剖后，我又把当天穿的衣服用84消毒液进行了处理，洗了更长时间的澡。

我在现场采访时不断调整自己，平复内心的情绪，也不断观察李建军，对比普通人和法医之间的区别。

我问李建军，他会不会和家里朋友聊一下工作，释放或缓冲一下压力。他摇摇头：“我媳妇一闻味儿，就知道我今天肯定解剖去了。”

普通人对法医，都会退避三分，他的邻居至今都不知道笑呵呵的老李，是石家庄警界的著名法医。

李建军说，刑警支队的8名法医，有一半以上的人，爱人是医生，或许，在相近职业之间，他们的工作才能被认同理解。

法医这一职业，是小众的、冷门的，更是精准的、专业的，一如老李。（作者：白云）

关键词： 案发现场 尸体检验 死亡时间 石家庄市公安局